当前，我国包括汽车在内的消费供给已进入优质且优价的新发展阶段，但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依旧突出。在此背景下，“增强供需适配性”的举措顺势而生，意在解决要素错配和资源浪费，进一步打通消费卡点堵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实现生产和消费从量到质的转变。

　　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以优质供给更好满足多元需求，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不仅是近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主旨，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汽车业促消费的重要方向。

　　“《方案》体现出‘供需端联动’的政策设计，本质上是对汽车消费乘数效应的深度开发。”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在《方案》发布后接受《中国汽车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增强供需适配性的意义，就是让汽车消费从单一产品销售转向综合服务供给，从“产品刺激”向“生态培育”跃升，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探索汽车消费新路径

　　《方案》提出，到2027年我国将形成3个万亿元级消费领域和10个千亿元级消费热点，并明确提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其中的重点之一。同时，将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二手车流通，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作为增强汽车供需适配、进一步促进汽车消费的方向。

　　“与以往针对汽车行业促消费政策的最大不同，是从‘单一刺激’转变为‘系统适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颜景辉向《中国汽车报》记者表示，由此，汽车行业促消费的立足点，也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激活＋增量提质”双轮驱动。以往，从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都有效促进了新车消费。而当前的汽车市场已经从增量市场进入存量市场。结合这一时代背景，《方案》更加注重对存量资源的盘活和增量需求的提质。例如，在二手车流通改革方面，将持续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减少堵点和瓶颈，降低二手车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让存量的二手车能够更顺畅地流通，从而激活二手车市场活力，同时也为新车市场创造更多置换空间。这种“存量激活反哺增量、增量提质带动存量”的双轮驱动模式，更加符合当前汽车市场的状态和发展趋势，有助于推动汽车消费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从《方案》不难看出，我国汽车行业促消费政策从指引方向到政策逻辑，都已发生变化。“政策从之前的‘产品导向’转向‘用户导向’的价值重构。”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财税贸易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韦福雷看来，之前的促消费政策指向单一，其核心逻辑是以“促进产品销售”为主，而《方案》则聚焦汽车用户的全生命周期需求上，且更加注重用户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像针对“Z世代”主流年轻汽车消费群体的个性化需求，支持汽车改装、赛事体验、房车露营等场景拓展，不再局限“汽车交易”，而是聚焦于倡导丰富多元的汽车生活方式，乃至在整个汽车消费全链条上的体验和需求，并通过满足用户需求来实现汽车消费价值的重构。这种转变也更加符合当前消费升级的趋势，有助于提升消费者对汽车消费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推动汽车消费市场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发展。

　　不容忽视的是，当前汽车消费市场的竞争已进入红海阶段，新车消费增速持续放缓，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销量持续保持较高增速。数据显示，2025年1～10月，我国汽车销量达2768.7万辆，同比增长12.4％。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294.3万辆，同比增长32.7％，显著高于汽车市场整体增速。《方案》明确提出，加快布局新领域新赛道，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重点。显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不仅是产业发展的未来方向，也是进一步促汽车消费的重要增长极。

　　王都指出，在供给侧，新政策精准锚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这一战略高地。通过强化产业链协同创新，不仅可巩固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更将推动形成“技术突破-产业升级-市场拓展”的良性循环。这种供给侧改革，既契合“双碳”目标的战略部署，又彰显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在需求侧，新政策着力构建汽车消费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政策着力点已突破传统的“买车-用车”模式，向“汽车＋服务”生态体系延伸。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汽车租赁市场规模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5，这既是市场空白，更是消费升级的巨大潜力空间。

　　“此时《方案》出台的深意在于解码汽车消费‘新常态’。”韦福雷提出，新政策提出的一系列新思路，是适应我国汽车消费结构升级的必然选择，目前汽车消费已经从过去单纯满足出行的功能性需求逐渐转向追求品质化、个性化需求，对于品质、环保、智能化等方面都有了更高需求。汽车消费结构的升级也会促使车企不断创新，推出更多契合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既是掘金汽车消费万亿元新蓝海的重要路径，也成为汽车产业变革转型的战略锚点，从而提升整个汽车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何谓供需适配性

　　“增强供需适配性”，既是《方案》最为引人瞩目的关键词，也是《方案》的核心要义之一。

　　“当前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供需结构错配问题日益凸显。”在王都看来，将“供需适配性”纳入促消费政策体系，标志着行业发展思路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本质是通过精准对接消费升级需求与供给能力，破解“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过剩”并存的结构性困局。当下，汽车行业正持续陷入“增量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恶性循环。

　　王都谈到，从产业生态看，当前市场存在三大突出问题：其一，低价竞争愈演愈烈，企业产品性能、品质、服务趋同化严重；其二，同质化竞争加剧，一些企业忽视产业规律和自身实力，盲目跟风扩产导致重复建设，差异化竞争优势缺失；其三，宣传营销陷入“逐底竞争”，广告投放与渠道推广投入占比畸高，但产品质量和服务未同步提升，市场陷入重营销轻品质的不良循环。这种失衡状态已产生多重负面效应。微观层面，直接影响消费者生活质量，可能引发产品安全、售后服务等民生问题；宏观层面，不仅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更与科技创新引领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特别是在市场转向“存量竞争”阶段，消费者对体验式消费和服务消费的需求显著提升，若仍局限于传统产品交易模式，不仅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反而会破坏产业生态健康。

　　“供需适配性要解决的是汽车市场长期存在的‘想买的难买到、想卖的卖不掉’的矛盾。”颜景辉分析，当前我国汽车消费市场正经历深刻变革，汽车消费需求从过去的交通工具逐渐向移动生活空间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对汽车功能需求的扩展，更反映了消费观念的升级。《方案》鼓励汽车企业加大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推动汽车产品从传统的机械制造向智能化、网联化、差异化、个性化转型。这不仅能够满足消费者对科技体验的需求，提升消费者的购车意愿和使用满意度，还将培育“软件定义汽车”“AI定义汽车”的新竞争优势，推动我国汽车产业在全球竞争中持续赶超。

　　截至2024年，我国汽车销量已经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连续2年汽车出口量保持世界第一。而且，我国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不仅技术总体领先世界，而且产品品类正日益丰富。浙江江铃汽车经销商集团董事长，浙江万银汽车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金作飞认为，《方案》中强调的增强供需适配性就是既不出现结构性供给过剩，也不存在供给不足的相对平衡的状态。此前，行业所诟病的“内卷式”不正当竞争现象，实际就是部分车型同质化严重，导致供给过剩，又无法及时扩大市场需求而出现的非理性竞争行为。因此，新政策此时提出增强供需适配，正是针对汽车消费领域出现的一些类似堵点和瓶颈问题的“良方”，既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长远意义。

　　破解消费结构性矛盾

　　数据表明，2024年汽车行业利润总体表现不强，销售利润率仅有4.3％，较历史正常水平大幅下降。2025年10月，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3.9％，达到近期低点。2025年1～10月，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4.4％，好于2024年，但仍处历史次低位。

　　“在存量市场状态下，汽车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供需不适配的问题亟待破解。”在颜景辉看来，当前，汽车市场仍然存在产品定位与市场需求脱节的情况，有的品牌车型存在“技术代差＋定价错位”，导致消费者在汽车主力市场出现选择困境。同时，服务生态的“城乡断层”与“场景缺失”，如新能源汽车在低线城市及县乡区域仍存在售后网络下沉不足、维修网点覆盖率较燃油车低，电池检测、软件升级等专业化服务供给短缺等问题。此外，个性化服务场景缺失，如针对年轻用户的改装定制、房车露营配套服务等仍处于起步阶段，难以满足新消费理念的需求等，都凸显了产品与服务端的结构性矛盾和供需错配的问题。

　　就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而言，在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方面已取得阶段性成就，总体位居行业前列，但仍面临一些困境和挑战。“要实现供需适配，就要从供需两方面入手，破解矛盾和堵点。”韦福雷分析，从供给端看，标准化汽车生产模式曾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大规模、批量化的生产方式，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实现了汽车普及。但随着市场需求向个性化、定制化、多元化发展，标准化生产模式难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新需求，必须向“柔性化生产”转变。尤其是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技术平权”“场景定义产品”新消费理念日益增长背景下，“千车千面”的柔性化生产供给能力，才能成为促进消费的真正动力。

　　对于需求端的出路，韦福雷认为，将从“被动满足”向“主动挖掘”转变。以往，车企按照自己的计划生产，消费者只能在有限的产品中选择购买。面对新的消费市场，这将带来更多供需脱节的问题。只有注重对消费者需求的深入洞察和精准把握，从各个细分层面分别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和使用场景，推出具有针对性、差异化的车型，才能适应消费者升级的新需求。尤其是在大数据、AI大规模应用的背景下，车企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深入分析，能够更为精准地把握用户需求，及时对产品进行优化和改进，从而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用户满意度，持续拉动消费的增长。

　　在破解结构性矛盾和供需错配问题的基础上，抓住市场热点，从老年市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场景营销、文化消费、情绪消费等领域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才是挺进汽车消费万亿级蓝海的方向。“《方案》提出拓展汽车后市场、发展汽车租赁等新业态，正是把握消费升级趋势的破题之举。”王都认为，通过聚焦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要，推动技术突破、场景创新、品质升级，有望开辟新的汽车消费蓝海。值得关注的是，汽车消费升级不仅能带动后端市场发展，更可倒逼前端供给体系转型升级，形成“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从“以价换量”到“以质取胜”的跨越，构建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既符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建议的战略部署，也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建立需求牵引供给的动态适配体系

　　推进汽车消费变革是增强供需适配，进一步促进汽车消费的重要路径。

　　“解决供需不适配问题，不能仅停留于技术层面的零敲碎补，而应当从系统层面推动结构性变革。”王都强调，数字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虽能为供需匹配提供赋能支撑，但更关键的是要打破长期以来“生产决定流通、消费”的传统逻辑，构建起“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新格局，这也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一直提倡“以销定产”的初衷，而且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汽车消费作为大宗消费的“顶梁柱”，其供需适配不仅关系到产业健康发展，也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数据显示，2025年1～10月，国内汽车类消费品零售额超过4万亿元，虽同比有所微降，但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不容小觑。“推进汽车消费变革，振兴新车及后市场消费，绝不能再走低质低价路线，而应以产品和服务创新实现供需适配。”金作飞提出，应加强汽车产品多元化创新，优化流通环节的效率和成本，扩大汽车产品的应用场景，包括扩大二手车流通，完善交易登记、金融保险等配套政策，降低支付压力和流通成本。同时，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房车露营等后市场服务，延伸汽车消费链条，从营造健康的汽车全生命周期应用生态上着手驱动消费增长。

　　“《方案》提出，以技术手段破解供需错配、系统性实现供需适配、扭转生产主导思维、强化流通端反哺能力，本质上是对汽车产业价值链的重新定义。”颜景辉表示，破解系统性难题，也是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到“生态重构”的变革逻辑。为此，需要构建“需求牵引供给”的动态适配体系，实现全链条数据贯通和“政策-技术-商业模式”的协同创新。在商业模式上，可以发展“以租代购”“售后回租”等金融产品，满足汽车消费者多样化的购车需求，进一步激活存量市场，从而打破传统汽车消费模式的束缚，构建一个更加开放、高效、协同的汽车消费生态系统。

　　王都针对推进系统性优化，提出建议：其一，推动汽车管理方式从“购买限制”转向“使用调节”。北京、上海等大型城市具备强劲的汽车消费潜力，应逐步取消购车限制，更多依靠经济手段和现代科技调节使用强度，实现交通流量的动态平衡。这既是对消费者合法权利的尊重，也有助于激发市场内生动力，带动汽车及金融、保险、旅游、餐饮等相关服务业持续繁荣，实现社会公平与效率提升的双赢。其二，加快引导汽车改装行业规范发展。虽然《方案》提到了改装，但是还是停留在探索层面，没有明确的指导方向。目前该行业仍处于“小散乱”状态，产业化程度低，同质竞争突出。应尽快明确行业标准与发展路径，推动企业从产品单一化向高附加值转型，促进改装业务合法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这不仅契合消费者对汽车个性化、品质化需求的新趋势，也有助于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汽车消费变革的本质，是从‘技术供给驱动’向‘需求定义驱动’的价值重构。”韦福雷认为，按照《方案》指引，以技术手段精准对接产品需求，以系统思维打通产销壁垒，让流通端真正成为需求传导的“神经中枢”，在供需适配基础上实现新的质变，才能激活汽车消费万亿市场新蓝海。